今晚报:叶嘉莹先生的爱国情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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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9-28 02:41

  9月10日教师节那天,“叶嘉莹教授归国执教四十周年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”在南开大学开幕,来自中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日本的数百位代表出席活动。今年是已经95岁高龄的叶先生归国执教的第四十个年头,她的爱国情怀和传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,令人深深感动。

  1924年,叶嘉莹先生生于北京,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。1945年,叶先生自辅仁大学毕业后,即开始古典诗词的教学、研究之生涯,迄今已有七十余年之久。由于种种因缘,叶先生于1969年执教于加拿大U.B.C.大学,次年,接受了该校的终身聘书,在温哥华定居。虽然身在异邦,但叶先生一直有回国教书、报效祖国之念。

  中国与加拿大建交后,叶先生觉得应该能够回国了。1974年,叶先生申请回国探亲。回国后,叶先生写下了一首《祖国行长歌》,全诗共有1870字,诗的开头写道:

  当时,叶先生离开故乡已经三十年了,她坐在飞机上远远地看到北京一片长街的灯火,心想,那是不是自己小时候常常经过的西长安街呢?想到此,叶先生的眼泪便流了下来。那次探亲,叶先生见到了两个弟弟、弟妹以及侄子、侄女。

  1977年,叶先生和丈夫、小女儿一起回国探亲旅游。这一次,她和家人到西安旅游,参观了大雁塔等地。在火车上,她看到有个年轻人正在阅读《唐诗三百首》,参观古迹时,她也常常听到当地的导游背诵古人的名篇佳句。叶先生看到祖国虽然经历了一些磨难,但诗歌的传统还在,文化的种子仍然潜植在广大人民的心底,十分高兴。在沿途旅游中,她随口吟写了一些小诗,其中有两首诗是这样写的:

  看到祖国的大好形势,叶先生回国教书之心更为迫切。1978年春,她给国家教委写了一封信,表示愿意利用假期自费回国教书。她把申请信寄出后,便一直关注国内的报纸有关教育方面的报道。一天,她看到一则消息,称“文革”中许多被批判过的老教授,已经得到平反,其中包括李霁野先生,李先生已出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。

  叶先生当年在辅仁大学读书之时,李霁野先生是外文系教师,研究西方文学。叶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虽然在中文系教书,但他是外文系毕业的,和李先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抗战胜利后,李先生曾经被台静农先生邀往台湾大学执教。1948年,当叶先生将要赴台之时,顾先生还曾写信让叶先生到台湾后去看望李霁野先生。因“”牵连多人入狱,不久,李先生便离开台湾回到大陆。此后,叶先生与李先生断绝联系有三十年之久,而今忽然看到了李先生的消息,真的是喜出望外。于是,叶先生立即写了一封信向李先生问候,并告诉李先生自己已经提出了利用假期自费回国教书的申请。她很快收到了李先生的回信,信中说,“文革”已成为过去,目前国内教育界形势很好,一切都在转变,高考已经恢复。叶先生得知此消息,十分兴奋。

  1979年春,国家同意叶先生回国教书,安排她去北京大学。北京大学负责接待她的几位老师都非常热情。她在北大结识了陈贻焮、袁行霈等先生。但叶先生在北大教书的时间并不长,那是因为李霁野先生得知叶先生回国讲学后,以师辈的情谊坚持邀请她到南开来。

  这是叶先生在1979年第一次回国讲学时所写的一首绝句,她与南开大学的情谊也是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建立起来的。

  叶先生结束了在北京大学的短期讲学后,应李霁野先生的邀请来到了南开大学。那时,南开大学还没有建专家楼,校方安排她住在天津第一饭店。次日上午,李霁野先生亲自到饭店来看望叶先生。叶先生觉得李霁野先生的外表看起来虽然比三十年前显得苍老了,但依然精神矍铄,对人热诚如旧。李先生先询问了叶先生的生活情况和校方的课程安排,随后问起了他在台湾的一些老友的情况。

  南开大学中文系为叶先生安排的课程是“汉魏南北朝诗”,从建安时代讲起,每周上两次课,每次两小时,上课的地点是主楼一楼东侧一间约可坐三百人的阶梯教室。当时,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朱维之老先生。朱先生是一位学养过人的忠厚长者,每次上课,他都坐在第一排与同学们一起听课。

  那个时候,在国内,同学上课都是听那种传统的讲法,很少有从国外回来的人讲课,叶先生按照自己的习惯,“跑野马”似的讲课,同学们听后都觉得很新鲜,听得非常认真,反应异常热烈。来听课的人不仅坐满了整个教室的位子,而且连讲台边和教室门口都是人。有时,叶先生走进教室和步上讲台都很困难。于是,中文系想出了一个发听讲证的办法,只允许有证的人进入教室。这个办法实施后,叶先生走进教室和步上讲台的困难虽然有所改善,但教室的阶梯上和教室后面的墙边窗口,仍然挤满了坐在地上或站着的人。

  叶先生在南开讲课约有两个月的时间,在原计划课程之外,还增加了晚间的课程,讲授唐宋词。在她临走的最后一次课,同学们依依不舍,一直到熄灯号吹响了才下课。叶先生有诗记之:

  当时,叶先生还没有从U.B.C.大学退休,一般只能利用暑假期间回国教书。好在U.B.C.大学的暑假放得早,4月初叶先生便可以回来,教课到6月中旬或7月初,至少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可以留在南开。U.B.C.大学还规定,教师每隔五年可以休假一年,代价是休假的一年只能有60%的薪金。叶先生曾在1981年至1982年及1986年至1987年间,申请过两次各一年的休假,1981年暑假后,她在南开教了整整一个学期的课,1986年9月至1987年4月又在南开教了半年多的课。

  除了在南开外,叶先生还曾在北京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、首都师范大学、天津大学、天津师范大学、南京大学、南京师范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新疆大学、新疆师范大学等高校讲学。

  1990年,叶先生从U.B.C.大学退休后,南开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南京大学先后表示愿意请叶先生去教书。最终,叶先生决定留在南开大学。

  1993年,南开大学成立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,并聘请叶先生任所长。最初,研究所没有办公室,也没有教室,更没有经费,只能借用东艺楼内的一间办公室工作。后来,温哥华一位热心中华传统文化的实业家蔡章阁老先生,听说这个情况后,出资两百余万元人民币为研究所建立了大楼。叶先生在对蔡先生及南开校方表示感谢之际,也当即决定把她从国外所领到的退休金的一半十万美金,捐给研究所设立“驼庵奖学金”和“永言学术基金”。

  “驼庵”是叶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别号,用老师的别号命名,是为了纪念顾随先生。叶先生觉得,任何一种学术文化之所以能够得以绵延久远,都要依靠继承者,而教学正是一种薪尽火传的神圣工作。叶先生多年流寓海外,饱经忧患,常常觉得没有能够按照老师的期望尽到自己传承的责任,继而目睹了社会上对中华古典文化传承的忽视和冷落的情形,所以想用老师的别号设立奖学金,希望能借此给青年人一些鼓励,使他们能够认识到在文化传承方面责任之重大。她希望领到奖学金的同学,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点点金钱,而是能够理解薪火相传的重要意义和责任。

  学术基金以“永言”二字命名,很多人可能想到的是《毛诗大序》中所说的“诗言志,歌永言”。叶先生终身从事古典诗歌的教学与研究,以“永言”命名这笔学术基金,自然包含着重视古典诗歌的一种取意。但除此之外,“永言”二字也是为了纪念她的大女儿言言和女婿永廷。叶先生的大女儿言言与女婿永廷在1976年3月因车祸去世。叶先生遭此不幸,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。可是,叶先生体悟到,一个人受到很沉重的打击,痛苦到了极点之时,反而有了一种觉悟,使她下定决心回国教书,给自己的生命找到一个新的支点。

  研究所大楼于1999年正式落成。次年,叶先生应邀参加澳门大学举办的首届词学会议,会后的宴请席上,与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夫妇同席。沈先生即席提出要为研究所捐款,不久便从澳门邮汇过来一百万元人民币,作为研究所购买书籍及设备之用。从此,研究所的一切工作得以顺利展开。

  近几年,海外又有朋友为叶先生捐建了迦陵学舍,叶先生十分感谢。她说,自己不要私人的住房,但需要一个讲学的地方,就像古代的书院,可以在里面讲学、开会、做研究。现在学舍已经建成了,叶先生将其所有在海外讲课的录音、录像以及研究资料都搬了回来,她希望自己还能够有短暂的余年,协助爱好诗词的学生、朋友们把这些录音、录像资料整理出版。

  2018年6月,叶先生将北京及天津的两处房产出售所得的1857万元,捐赠给了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,设立“迦陵基金”,用于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。2019年5月,她再次向南开大学捐赠1711万元。

  2019年9月10日,“叶嘉莹教授归国执教四十周年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”在南开大学隆重举行。学术研讨会上,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到场祝贺,致敬叶先生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的教师本色,以及坚持不懈弘扬中华诗教的精神。

 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,常用雁排成人字来表达对人的思念,而这种思念不应是小我的、私人的那一点点感情,应该是对国家、文化的更博大的情谊。叶先生知道自己虽然年老了,但对理想、感情还是有一片痴心。她相信,只要有种子在,不管是百年、千年,我们的中华文化、我们的诗词一定会开出花、结出果来。